“耳朵里的非遗”:歌传文化脉 曲抒家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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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歌声都是人们直抒胸臆、记录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也是最生动自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时代变迁中,各族民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到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继续以动听的民歌,唱出社会发展新风貌、民族文化新传承、美好生活新向往。陕北民歌、壮族歌圩、兴国山歌和傈僳族民歌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邀请几位相关的创作者和歌唱者,听他们讲述歌声中的时光流转、情意绵长。

小时候,我和妈妈去地里干农活、在屋头做家务时,妈妈总会悠悠地唱起歌来。她告诉我,唱歌的时候,就不觉得累了。

在我生长的那片黄土地上,音乐无处不在——黄河边的船工高唱着劳动号子;男男女女行走塬上,随性地唱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丰收季节,农人们在田间地头用打场歌鼓劲儿;青年男女羞涩而热烈地唱小调、诉衷情……这一切,让我深深着迷。

10岁左右,我加入了村里的秧歌队,13岁时学习秦腔,从此成为专业歌手。为了不断提高自己,我买了许多磁带学习琢磨。慢慢地,我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我时常觉得,音乐仿佛是浸润在每个陕北人血液里的,它在广阔天地间无拘无束地悠游,释放着人们生活中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拨动着父老乡亲们的心弦。

过去,职业民歌手比较少,不少人觉得民歌不够洋气,一些音乐创作者也会转向当下流行的歌曲风格。而我从没有动摇过。越深入学习、了解,我越觉得民歌的歌词、旋律值得回味,值得我们传承下去。比如《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走西口》《圪梁梁》……歌词生动直白,叠词、韵脚的使用让歌曲变得很亲切,感情表达也非常深刻,旋律优美动人,可以刻画许多大喜大悲的感情。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陕北人民借鉴了传统陕北民歌唱法,用歌声诉说着对艰辛岁月的不懈抗争,抒发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比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南泥湾》《翻身道情》《东方红》等。那时候陕北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歌声却传递出不屈不挠的个性、浓烈的情感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在演出中,观众总是被这样的感染力所打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陕北年轻人不再觉得民歌太“土”,我很开心看到这样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受众逐渐变得广泛,民歌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曾经,很多人对民歌创新持有怀疑,担心失去原汁原味。但今天,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人尝试以更丰富的音乐元素展现民歌更多样的风情,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音乐精华,被更多人所重视、珍惜。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我一直在寻找传承与创新的融合点。我把不少传统民歌进行了重新编曲、配器和演绎,让它们焕发新的活力,跟得上时代,被更多人传唱。不少改编的传统民歌成了现在非常流行的版本。有一次,我在国外演出时,邀请了外国乐手做交响乐伴奏。虽然他们之前对中国传统音乐不太了解,但接触后也为之感染,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这让我非常自豪。今后,我会坚持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唱好中国民歌、讲好中国故事。

从事山歌创作研究近三十年,我依旧深深沉浸于山歌的魅力,也很开心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广西山歌。

广西是山歌的故乡,可以说是随处有山歌。壮族、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秀丽山水中,山歌由此孕育,从百姓心中唱出。人们借山歌传情达意、祈求生产顺利,日常生活中许多仪式也离不开山歌。

我曾担任过一年的驻村干部。在工作中我发现,老百姓对许多政策不是很理解。于是,我想到,以他们熟悉的形式——山歌,把政策“唱”出来。

在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南宁市文联的支持下,2018年,我和几位山歌手创作了扶贫山歌《应知应会》。“义务教育学文化,武装头脑增价值”……老百姓们一下就听懂了。

作为山歌创作者,我希望可以创新,用它讲述当下的故事。我看到不少基层干部身上的宝贵品质,就想到可以创作新时代扶贫山歌剧。

为此,我和同事们去隆安、马山、上林等县的石漠化山区采风,走访扶贫干部和贫困户。贫困户中,有一些因为主观思想致贫的人,我们便以他们的日常故事为原型创作了山歌剧《乐奔》,讲述贫困户从“等靠要”到艰苦奋斗的转变。结合剧中不同人物的个性,我们为他们设计了不同的曲调。除了传统乐器侗族琵琶、笛子、二胡以外,配乐中也增加了吉他、贝斯、手鼓等年轻元素。

这部剧的主演,大多不是专业演员。但大家凭着一股子热情反复排练,揣摩角色、练习唱腔、台词。剧中扮演驻村的严琴曾经担任过三年驻村,可谓是“本色出演”,因此感触颇深,非常入戏。演出时,我看着台上的他们,仿佛笔下的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眼前,既感动又开心。

身为广西人,我热爱这片山水,热爱这里的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歌永远具有深刻内涵和感染力,但同时,只有不断赋予它新的时代特色,山歌的魅力才能历久弥新,被更多人所感知。

兴国山歌历史悠久,有“唐时起,宋时兴,唐宋流传到至今”的说法。它是革命时期有力的战地宣传武器,也为赞颂新中国留下了美好歌声。2006年,兴国山歌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成为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瑰宝。

小时候,为缓解艰辛生活带来的压力,父亲和不少村民总是唱山歌解闷。受他熏陶,我心中也埋下了山歌的种子。1976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里缺劳力而放弃了学业,去生产队挣工分补贴家用。劳作之余,我认真学唱山歌,慢慢成为一名文艺骨干。1977年5月,我成功考入兴国山歌队,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山歌手学徒,开始拜师学唱山歌,并随师父到各乡村巡回演出。通过三年的学习,我成为一名职业山歌手。

一直以来,我们县都非常重视对兴国山歌的传承保护。县里组建了山歌表演小分队,也就是现在的兴国山歌理论宣讲队,常年活跃在农村乡镇。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党的大政方针,让党的政策方针和政府的政策法规随着歌声深入人心。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兴国县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山歌手也创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精准扶贫新山歌,并在兴国红土地上广为流传。

我常年下乡演出。2014年春季,我曾骑摩托车去兴国县枫边乡西林村开展山歌巡演。这个村子位置非常偏远,有部分通组路没有硬化,山高路陡。当时正值雨季,泥泞难行,有几次我都差点滑倒在地,后来不得不推着车徒步进村。5年后,我又来到这个村巡演,水泥硬化路四通八达,居民住房焕然一新。为此,我们山歌理论小分队特地创作了一首兴国山歌《脱贫大胜仗》:眼前风景吓啀惊,精准扶贫成效大,新鲜事物看唔赢,水泥公路环村过……

兴国山歌的繁荣发展也为红色旅游增添了色彩。近年来,我们县精心创作编排了一批红色文艺作品,在兴国的各个红色旅游场所,游客们聆听革命故事的时候都能够欣赏到独具特色的兴国山歌。有不少游客虽然是第一次听,也不太能听得懂歌词,但却深深沉浸于美好的歌声中。

兴国山歌既“酿造”了古老文化的芬芳,也闪耀着红色记忆的光芒。作为一名兴国山歌非遗传承人,我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好兴国山歌,为振兴乡村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小时候,村里的老人们总是唱着优美又神秘的山歌,令我心生向往,于是,我缠着他们教我唱歌。傈僳族民歌有很多种类,包括木刮、摆时、优叶等,大家走在山间、田间、水边,心有所感便会唱出来。大大小小的节日、集会、婚丧嫁娶、喜庆丰收等都离不开歌声的陪伴。歌声是傈僳族人民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也成了记录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声音画卷”。

从7岁开始,我和傈僳族民歌结缘已经半个多世纪。不论是传情达意的歌曲、古歌、叙事长诗,还是即兴编唱,我都非常熟练。烦恼时拿起弹拨乐器“起奔”高歌一曲,就什么情绪都丢在脑后了。

改革开放后,文艺演出也迎来了春天。1990年,在政府支持下,我参与组建了泸水县(现泸水市)泸峰民间艺术团,后来担任团长。开始时经费有限,我们没有排练场地,就自己想办法找地方练习,四处奔波演出。

随着旅游业的兴旺,来怒江旅游的人多了起来,大家都对原汁原味的傈僳族文化很感兴趣,我们的商业演出也越来越多。收入高了,演出团的团员们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傈僳族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唱起了时代新歌。尤其这几年,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崭新的公路越修越开阔、新楼房盖得越来越多、村里手把手教群众学技术、村民们发展绿色种植养殖业增收致富……这些切切实实的好处,让我心里充满喜悦,便想用歌声唱出所见所闻。同时,不少老乡对有的政策不明白,作为三岔河村小组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科普宣传。于是,我用汉语和傈僳语双语编写了不少傈僳族民歌宣传重要政策,比如《党的政策阿克几》《脱贫摘帽阿克几》(“阿克几”,傈僳语“实在好”)等等。同时,我也用傈僳族民歌元素创作了许多新民歌,比如《打猎调》《阿子达》《阿弟罗》等等。

这些年,我带着徒弟们到怒江州各地的培训班传授“起奔”弹奏和傈僳族民歌演唱技艺,也有不少傈僳族文化研究机构和专家对傈僳族民歌非常关注。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傈僳族民歌,但我们村里不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能留下来学唱歌的人少了很多,系统培养传承者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古歌和叙事长诗,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紧迫问题,这让我很揪心。

现在我年纪大了,但会坚持唱下去,也希望有更多人对傈僳族历史文化感兴趣,参与到傈僳族民歌的保护和传承中。

“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索还有十万八千九淘箩……”原生民歌产生于我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民间广泛流传,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情,记录着时代变迁和劳动人民的心声,成为普及传统音乐、凝聚文化认同的活教材。

正如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所说:“真正的民歌是老百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丰富和润色的,所以真正流传到今天的民歌是字字珠玑,因为它凝聚了人民集体的智慧。”上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赋予民歌新的主题,也使其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多重加工和润色,生动记录和反映着社会变迁,表达着人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一批口耳相传的经典曲目,这些作品吸收传统民歌的曲调,配以白话新诗加工而成,唱遍全国。由江西兴国山歌改编而成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由江西瑞金民歌《十月怀胎调》改编而成的《十送郎当红军》,取材于传统山东民歌的《沂蒙山小调》,以及依照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改编而成的《东方红》等,都属此类。它们将宣传革命主张和展望革命未来联系在一起,呈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特色。除了加工、移植或改编的手法,现当代不孺皆知的名作也都从民歌中汲取了创作养分,如吸收湖南民歌元素创作而成的《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吸收汕尾渔歌元素创作而成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它们唤起了无数中国人的“乡愁”。

随着国家政策扶持的不断深入,原生民歌的传承有了更加牢固的社会基础,其内容越来越多地呈现与国家大事、党群关系、民族团结等相关的当代元素。如,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多地将党的扶贫政策唱进了群众心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多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战“疫”出力……时代赋予了民歌新的内容,也昭示着民歌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对包含原生民歌在内的传统音乐保护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启动。目前,已经有河曲民歌、兴国山歌、傈僳族民歌、梅州客家山歌、陕北民歌、临高渔歌、茅山号子等众多民歌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对原生民歌的传承保护也从原生民歌节会活动的宣传展演,拓展到对传承人、传承班的重视与扶持。

近年来,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对传统文化关注度显著提高。不少年轻人打破了对原生民歌“土”“俗”等刻板印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去欣赏、学习。

拓宽原生民歌在民间活态传承的路径,是当下应有的努力方向。经实践检验,有效路径至少包括如下三点:加强数字档案资料的建设与普及工作,记录并保护原生民歌的纯正性,为后世的传承发展提供契合审美原则的方法;与群众日常生活产生连接,为“就近传承”创造条件,以原生民歌活动推动文化认同,打通政府、社会和学校传承通道,促成三位一体的民歌传承机制;深挖原生民歌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潜在价值,使其成为一种可被挖掘利用的新型文化资源。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陈之殷、郭超、周仕兴、胡晓军、张勇、王斯敏本报通讯员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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